读书三年
我喜欢的熊培云在那篇著名的《日报七年》里深情地说：
“有思想的人都很寂寞，好在有书可读”。有书可读是件欣慰的事。我常记萨特写在《词语》里的那句话，也是我面对签证官讲得最熟练的一句话：
J'ai commencｅ ma vie comme je la finirai sans doute : au milieu des livres.（我在书中结束我的生命，也将在书中开始我的生命。）
“我在书中结束我的生命，也将在书中开始我的生命。”——我希望这句话永远刻在我时常动摇的心灵上，作为继续向上、并且始终抱有希望和温暖力量的鞭策和见证。
人是向上生长的动物，又时常潜伏着堕落的危险。阅读是抵御这种风险的可靠途径，一定时候，也是唯一的途径。就像时间最终稀释痛苦一样，阅读以供氧、供水的方式保证了我们的健康向上的生长。当刚打开的书籍墨香扑鼻，生命的气息洋溢，人类在其中找到安慰和温暖，这是一件多么值得高兴的事。
也有不高兴的，以概念来概括这个时代的《新周刊》宣扬“浅阅读”：视窗和读图。在电脑屏幕上浏览标题新闻和在诸多的阅读物中寻找一目了然的耀眼图片，这就是现代人的阅读方式，快速和简洁。学者们开始担心，那些经典还有人看吗？阅读的焦虑只是现代人众多焦虑中的一种，阅读焦虑的表现就是没有几个人在认真读书，却都知道每一本书，传媒的无孔不入，信息以秒的速度爆炸，一天不上网我们就担心落伍，那些经典的书、电影和音乐需要很长时间的压榨才可能流出值得炫耀的谈资，快节奏的现代人没法承受这样的长期投资。他们（也包括我们）看着芙蓉姐姐们的一夜成名，如何还能坐得板凳十年冷？
三年来，我就是在这样的焦虑中勉强度过的。说勉强，是抱着侥幸的心里：我还多多少少看了一些不会立马淘汰的读物。但这种侥幸其实是对自己过往的三年的一种追悔，潜台词是“如果……”
大一开始不久，我加入了《安大青年》报社，这是个没落的校园传媒，但里面还是有一些有趣的人。有趣的人不光是可以与你谈女人，也谈那些玄的问题，谈书，谈电影，偶尔也兴致勃勃地来一些思想的历险。现在看来，那时候多少是莽撞的，不成熟的，简单的怀疑主义兼空想，可是年轻不就是这个样子吗？秋天的某个夜晚，为了报纸的排版，我和另两位朋友流落在合肥午夜的街头，站在天桥上，我们疯狂的开心，放肆，从电影《肖申克的救赎》谈我们自己的救赎，从当时出事的南方都市报谈我们的新闻梦想，也从我们过去的恋情发表对爱情的想象。那个夜晚刻在了我平淡的大学时光里，时常泛着耀眼的光灼烧着我，它使我零星地觉得自己身处1980年代，还没有被焦虑成干巴巴的“正确的人”。
这种相互激荡相互诋毁的友谊始终埋藏在我们三个人内心，因为我们不屑于谈友谊，那是过时的煽情，是布尔乔亚的调情，我们要的是吹捧，是挤兑，是不满时的酒风浩荡。社会粗糙，得与好玩的人为伍。
在他们的推荐下，我买过很多书。当我现在检索自己这三年买的书时，我清楚的知道那些书是我大一那年买的，那些书是我大二买的，哪些书在哪个黄昏被我翻开，哪些书在哪个书店被我淘到。简单的看这份书单，就是在看自己的思想历程。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是我大一寒假时在我们县城的新华书店淘到的，书是老版本，被翻阅的很破，我没想就把它买了，因为此前很多人向我推荐了刘小枫。乘着寒假的忙乱断断续续看完，很多天都沉浸其中，我开始检讨自己以往读书的草率，简单的追求速度而不求甚解。大一时我还买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这两本书是都是经典，可惜我依然犯了急躁的错误读书法，以致现在还时常要重新翻阅这两本书才知道某些道理其实早就应该知道了。
大二时，我开始更多的关注传媒这一块。特别是一些传媒人，他们的经历有时比一本书更有趣更值得细读。我在借书处最里面的那间潮湿和泛着霉味的屋里，一本本的搜索找到了《李普曼传》，李普曼是美国最著名的专栏作家，他的“今日和明日”专栏三十年里每日早晨出现在全国的报纸上，纵横捭阖，比美国总统更能影响着美国人看问题的视角和方法。他是无数传媒人的理想，那本封面黄脆，边角卷起来的《李普曼传》，无数次激发我对传媒的热爱之情。也是在这样的激烈之时，我从网上订阅了《光荣与梦想》，开始循着现在这一代中国传媒人的道路前行。《光荣与梦想》是美国人威廉·曼彻斯特写的一部美国断代史，从1932罗斯福上台年写到1972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重要的不是历史事实，而是曼彻斯特关于这段历史的写法，他一边写罗斯福某个时刻制定可能影响美国历史的政策法规，而同一时刻，美国的某一地方正发生死亡。曼彻斯特用平缓的笔法书写历史的可靠与荒谬之处。这本书被中国传媒人誉为新闻写作的圣经，影响了一代新闻人的写作手法，至今依然。
在阅读这些充满力量和激情的书同时，我开始担忧程益中的命运，在他手上，不入流的《南方都市报》成为中国报界的精英，孙志刚，SARS，我们都可看到南都的巨大作用，而它的幕后推手就是程，程也因此浪荡入狱。当他最终出来时，别人问他在狱中如何度日时，他回答：“关上所有欲望的门，只打开头顶的一扇天窗。”
在一次酒桌上，程益中回答“人生的最大意义是什么”时说：“超越自身的不可能性”。这句话也适应在京城闲人张立宪身上，某个午夜从石家庄回北京的车上，张突发奇想要办一本两月出一次的书，后来，张成立只有自己一个人的编辑部，兼发行部，真的把《读库》整出来了。从0600到0606到现在的0702，已经出了10本了。我也从0600一本本的追着买，《读库》是一个文化人中年之后的鼓捣，蜕去了焦躁和浮华，只注重文字的光度，每一篇文章都是精雕细琢的玉器，需要识货的人发现。这样的阅读经历，是对自己文字眼光和阅读能力的考验。
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里面说他读书纯粹是为了读书，就喜欢读书这个劲，没想过要从书里得到什么。老先生读书庞杂，文史哲，数理化，门门清。阅读焦虑是因为我们太想从书本里得到我们需要的东西，而忘记了阅读仅仅是因为我们爱书。还是句话：我在书中结束我的生命，也将在书中开始我的生命。
一书在手，我觉得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