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酥清风

很早就想写一点关于理想的东西，不是文字，就是东西。

诗人济慈的墓志铭：这里躺着一个人，他的名字写在水上。这意思多少有点达观的态度，把名字写在沙上，还可以存在一会，但写在水上，是边写边没了。我喜欢这样开心健康的虚无，没有“意义”的生活才是生活本身，就如同没有“理想”的理想才是理想一样。我要把自己的理想写在水上，看着潮起潮落。就是这个意思，理想就是写在水上的诗。

之所以说要写点“东西”而不是“文字”，我是怀着谦卑的心：文字是要流传的，是作为若干年后纠住你不放的累累铁证，我干事就喜欢给自己留后路。说理想这么个狗屁东西也不例外。说到底，我是怀着极度的颓丧和不屑来写这个东西。写完了我就不承认。

1984年10月1日，天矮。它们的棕叶聚生于顶,发散得近乎松弛。内侧两棵绿色棕树之间是灰色偏暗的楼道。光线低沉，半天了都没人在楼道出现安折的街巷，用铅笔在城市地图上标出，它们就构成一个字母，准确地说，应该是个倒置的W，首尾两点之间距离没那么均匀分门广场上突然出现了一条横幅：小平您好。这个突兀出现的东西让很多人心惊肉跳，政治正确的人愤怒了，重获自由的人恐惧了，老师担心了，青年学生疯狂了。多年后，当事人回顾，这是个纯粹的出于敬重甚或感激的心情的个人行动，它不关乎政治，不关乎运动，也不关乎虚假的崇拜。它是的的确确的在表达喜悦和尊重。这是青年学子对祖国、对民族，对未来感到光明的信心喷发，是作为五四遗产的理想主义的激情表演。这个时候的中国，胸襟博大，正迎着广阔的前景，也是八十年代理想主义色彩浓重的具体表征。

在这个历史时刻到来的前两天，我迫不及待地出生。此后数年，我迫不及待地长高，并按照父母的安排上小学，进初中，入高中，读大学。并以地下工作者的机智顺带着每个阶段谈一次恋爱。我毫不怀疑自己是快乐幸福的，而且人人都和我一样，如此快乐，如此幸福。我第一次接触死亡是外公的去世，当我看着外公将死时的脸，我看到许多人在那里开心地玩乐，我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人要死了竟然豪不引起另一人的痛楚。要过许多年后，我才理解这种漠不关心才是真实的人类情感。虽然我至今一看见、听见死人就感到绝望，我很看不起自己，竟然连死亡都看不开，还能干什么。这是我的从小的，至今依然根深蒂固的理想：人不死。现在我知道自己的可笑，所以我逐渐把它修正为：人不要非正常死亡。这当然也是个可笑的想法，也许正因为它可笑，才是理想吧。

1989没有记忆……

我是在距离1989很远的时候才通过非法渠道知道一点点那些事的模糊的知识。只是那究竟经过了多少道过滤的程序，已不可考了。这只是个很小的历史事实，真的。不值得大动干戈，大动肝火。几千年来，这样的事还少吗，这是动作片，其实，我们经历的文艺片、纪录片更多啊。不要一看见动作片就光火，明火执仗的抢劫比梁上君子好不了多少。甚至更可怕，文艺片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更深远。

今日，朱学勤辈说，中国的理想主义自从1989之后就彻底没了。因为理想主义者终于知道了，再理想的东西在坦克面前都是找死。此后，现实主义大兴其道，拜金主义，自私主义，都死灰复燃了。这就是我出生后几年发生的。所以：

我小学时的理想是上中学，中学时的理想是上大学，大学的理想就是找到好工作——我都不好意思承认这是我的理想了。

这能怪我吗？这不该怪我吗？

2000年，无产阶台的右角，雨水先落在窗前铁栏杆再顺着花草的叶脉滴到盆子的土壤里。吮吸起左手的西红柿，汁液少得离谱，还以为是瘪了级张广天将自己的史诗剧《切·格瓦拉》搬上舞台，引起巨大轰动。轰动的主要原因当然不是无产阶台的右角，雨水先落在窗前铁栏杆再顺着花草的叶脉滴到盆子的土壤里。吮吸起左手的西红柿，汁液少得离谱，还以为是瘪了级张广天有多么大的吸引力，而是被世界上的年轻人印在T恤上的切·格瓦拉，这个“新人”。切·格瓦拉一生的行动有力地证明了什么叫做理想主义者，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正因为纯粹，所以他在古巴推行的“新人运动”失败了，许多人反对他，包括曾经一起革栽的榕树叶上，叶子颤动，枝丫摇晃，但还是支撑不住这重量。风从东面吹来,雨水砸在窗口上的铁罩，紧凑又零乱地打击。命的兄弟姐妹。道理很简单，既然要做“新人”，也就是以往的我们都是“旧人”，你说要做“新人”，就你是新人，我们就都是旧人？阻力最大的都是来自内部。切·格瓦拉感到失望，因为他的使命就是革栽的榕树叶上，叶子颤动，枝丫摇晃，但还是支撑不住这重量。风从东面吹来,雨水砸在窗口上的铁罩，紧凑又零乱地打击。命，就是战斗，切·格瓦拉在给孩子的信中说：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苦难，还有不幸，你就油然而生一种愤怒，一种要打破这一切的冲动，那么你就是革栽的榕树叶上，叶子颤动，枝丫摇晃，但还是支撑不住这重量。风从东面吹来,雨水砸在窗口上的铁罩，紧凑又零乱地打击。命同志。切·格瓦拉的理想是这个世界没有苦难，没有不幸，至少要做到这些不是人类自己强加给自己的。我们这些俗人听了，真的无比感动。

梁启超当年也提过“新人”的概念。呼应的人很少。切·格瓦拉的“新人”革栽的榕树叶上，叶子颤动，枝丫摇晃，但还是支撑不住这重量。风从东面吹来,雨水砸在窗口上的铁罩，紧凑又零乱地打击。命不光呼应少，已经到了明确的反对了。切·格瓦拉最后的离开，也许不仅仅是为了南美的解放事业，也有在古巴的受挫感到绝望的可能。1967年10月9日，切·格瓦拉在依格拉村被“突击队”杀害，时年39岁。算是新人的结束，也算是理想主义最悲壮的谢幕。

站在2007年的中间，我觉得自己和切·格瓦拉的1960年代距离遥远。他像谭嗣同一样久远，像客死在四川的陈独秀一样久远。他不像生活在二十世纪，他是古董，是残酷、冷漠的现代社会的活化石。

我把张广天的《切·格瓦拉》看了三遍，每看一遍懊丧愈甚。在切·格瓦拉的身影前谈理想，我为自己羞耻：理想要是仅仅跟随自身的话还叫理想吗？不是理想，那只是自己的野心。

当我开始懂得什么是理想的时候，我开始不敢谈了，不敢说自己有理想了，更不敢说自己是理想主义者了。我不知道自己好有没有资格来谈理想。我不知道自己的理想是自己的野心还是纯粹的理想。我不知道抛弃了这一切的理想还能不能令自己感动。
我不知道切·格瓦拉还有没有。我不知道今天谈理想是不是显得怪异。

真的，我不知道。